先生60年代患肝炎，后来转为肝硬化，因此自言“成名时已老，百病交侵，行走不便，虽有翱翔的雄心，但已乏展翅的能力，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剧”。

    98年后病情加重，时有消化道出血。难免发出感叹：“世间的一切荣辱毁誉，最后都会被时间化作云烟，随风而去。应珍惜当前的花好月圆，青山秀水，一动一静如心所愿，随缘任运，息念体心，不必拘束自己。把余生营造得更美好，欢乐地度过晚年”。话虽如此，做事却象高速运转的机器，门诊写书带弟子样样不误，身体的事情好象并不关心。平时体检后，我们再三追问，他才承认转氨酶升高了，到底高到什么程度并不说出来。有几次大便中带血，也只是在家休息几天，吃些抑酸药而已。因为肝硬化引起血小板减少，常有流鼻血，陪他去了一次医院也不再看了。也没见吃什么药，只是在饮食上控制，锻炼身体自然是谈不上了，短距离的散步也常常因为体力和病情的关系而时有时无。

    一个月前出现腹水，作为内科教授，他当然知道腹水意味着肝功能已经进入最严重阶段。当时先生主编的卫生部规划教材第六版《内科学》既将交稿，夜以继日地审阅和写作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腹水的事并没有和外人提起，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内科学》的编审上。后来听师母说，先生星期四通读完157万字《内科学》原稿，星期五夜里突然消化道出血并且出现意识混乱，星期六早晨被急送住院，星期天原稿由家人寄往北京出版。

    在我的记忆里，先生一直在我们面前努力营造出与疾病和平共处的印象。这是第一次听到他住院的消息，所以心里非常吃惊。迅速地跑去病房，先生的意识已经清醒，见我来了点点头，问工作联系的怎么样了？当时我快毕业，正在四处联系工作，我俯身在他耳边说没有什么问题请他放心。此时离先生昏迷不足两天，离他去世也只是两周的时间。

    这两周可能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持续两周的休息。

    先生在2000年的第一天的早晨这样写到：“理应尽其余力，按照悬壶济世，为民造福的信念走下去。只要活着，就要活得有价值，尽力为民族、国家多作好事。这才不是可怜的苟活，这样生活才能充实”。先生没有子女也没有健康的身体，即使度过一个普通人的晚年生活对他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却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他的病人和他所倡导的医学。星期四，先生审完了最反映他医学信念和寄托他一片深情的《内科学》，星期六上午本来是出门诊去照料病人的时间。而就在这个星期五的夜里，书已成，先生的生命之烛燃尽了最后一滴泪。

    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笔者从2001年开始，追随先生走完了他人生最后一段时光，感受到他“生活充实”的真正含义，见证了他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一声呐喊，也直接促成了自己人生观的巨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