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可能是上世纪最为奇特的时刻，西风东渐百家争鸣，科学和民主大旗迎风招展，闻所未闻的西方思想和技术，深深震撼了我们这个古老帝国。

    由传教士和教会带来的西方医学对中医的冲击是致命性的，中医大夫仿佛成了弱势人群，取消中医的说法一度非常流行。磺胺和青霉素、麻醉和手术使国人领教了一个全新的治病观念，立竿见影的神奇效果使人目瞪口呆。现在回想当时的电影，人们疯狂的买进黄金和青霉素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蜜月期迅速结束，建国后西方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使西药成为奢侈品，医学走到了十字路口，人人都享有医疗保障的社会主义理想需要寻找替代品。

    价廉，获取方便和民族性的中药再次走到了前台。在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抛开了传统的师承关系，行政命令代替了发展规律，中医学院几乎一夜间就广泛地建立起来，大批刚刚学过数理化的中学生突然180度的大转弯读起了“阴阳五行五脏六腑”。

    毕竟西医的科学性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中西医结合——这个目前最为医学界争论不休的概念——在这样一个宣扬“自力更生”的年代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现在看来，匪夷所思和令人毛骨悚然的针灸麻醉在7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也就足为怪了，因为，任何医学实践都脱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

    但是，使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个时代医学的公平性。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们仍然津津乐道的是拿着暖瓶住医院，不但不花钱，病重了单位还派人陪护，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8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初期，笔者父亲单位有一位领导，得了尿毒症去北京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就目前肾脏替代疗法的水平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当时没有谁对此有什么异议,邻居们只是感慨尿毒症的凶险和死者的不幸而已。

    显而易见，那是一种低水平的公平。

    但是有些数据确实令人迷惑不解，一方面人口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毫无疑问的低下的医疗水平。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99年的70 .8岁，这确实是个令人惊奇的事情。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再次与国际医学接轨到目前已经20余年了。以我们内科医生的教科书《内科学》为例，从1979年开始，每四年修订一次，目前已经是第六版。笔者有幸旁听了先生主持的第六版《内科学》的编委会，国内各学科最著名的专家教授群贤毕至济济一堂，代表的无疑是国际国内最新最权威最主流的医学成果。笔者没有资格对其他专业做出评判，只就肾脏疾病而言，如果仔细对比90年代初的第三版和现在最新的第六版，还是在治疗方面变化不大，取消了一些药物，新成员的作用几乎非常局限。治疗肾病的主角还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激素和细胞毒药物，只是在寻找减少副作用方面做了一些有限的工作。换句话说，在很多慢性肾脏病的治疗方面，国内和国外一样，现在和20年前一样，并没有革命性的突破。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最权威最主流的医疗方法不能解决或者是不能完美解决的问题，就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中医和私人医院留下了大展拳脚的宣传空间，随便翻开任何一张报纸杂志，点开任何一家网站都可以看到这样令人目瞪口呆砰然心动的医疗广告。

     难道我们对慢性肾脏病真的一筹莫展吗？

     治疗的办法当然有，只是没有病人想象的那么“灵丹妙药”罢了。在医学无法革命性突破的今天，出路在那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