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克伦在战俘营中从事医疗工作。当时营里正流行白喉，而药品又极其缺乏。起初，他估计战俘营将会因白喉流行造成数百人的死亡，但结果却仅有4人因此丧命，而且，其中3人还有枪伤。如果给予病人足够的药品，而死亡率只有这区区4人，我们很容易推测出这种药品的惊人疗效。但是恰恰相反，在战俘营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结果，促使科克伦先生注意到人所具有的自然康复能力是十分强大的，并因此深刻地思考药物的有效性的问题。

   所谓“循证医学”，字面上理解，就是要求有证据的医学，换句话说，就是对于一个治疗方法是否有效要拿出证据。循证医学可以忽略药物起作用的机理，不管“为什么”，只追求“结果”。如果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药物安全有效，我们就可以推荐给病人使用。所以，循证医学的方法和西方医学经典的思维方式是背道而弛的，它完全抛弃了确定病因——合成特异的药物——病情痊愈这样一个理想的传统的医学研究模式，成为一个只关心结果的“功利性”的科学，一个类似中医的“黑箱理论”（正因为如此，竟然被先生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寻找到突破口和理论基础）。

   从目前的医学水平看来，肿瘤、高血压、慢性肾脏病这些慢性病的病因还是搞不清楚，所以也谈不上可以找到特效药。找不到特效药不等于对疾病毫无办法，矮子里拔将军，我们总有很多这样的“矮子”，只是很多情况下不知道谁更安全有效罢了。远的如臭名昭著的“反应停”事件，近的如被公司紧急召回的治关节炎的“万络”，都说明药物是不是安全有效，必须经过长期的临床试验来证实，而不可以纸上谈兵坐在实验室里想象推理出来。所以，医学对慢性病突破不了的情况下，循证医学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折衷的办法。

    循证医学的核心内容是临床随机比较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和荟瘁分析。简单地说，就是在一组病人中使用某种药物，另外一组不使用，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发现用药组明显好于不用的病人，我们就说这种药物经过循证医学验证证明安全有效。先生在第六版《内科学》的前言中提到：“目前国际公认，RCT和荟瘁分析是证明某种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最可靠的依据。因而，循证医学提供了临床医生对患者作出决策的主要依据”。所以，经过循证医学验证的药物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可靠的。而没有经过循证医学验证的药物也可能不是坏的，是好还是坏，只是没有人知道而已。

    从9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循证医学的结果，并成为一本指导我们临床实践的“圣经”。但是由于和医生固有的习惯的思维存在偏差，有时也存在逻辑上的推理困难，所以还没有真正被广大医生所掌握。另外，由于RCT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要求严格的对照和成百上千的病人参与其中，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大量的药物还没有经过这样苛刻的检验。

   所以，如果一个病人问起医生：我这个病能治好吗？这个药有效吗？病人听到的是模棱两可语焉不祥的答案：可能吧，或许有点好处，试试吧。其实，很多情况下医生和病人一样，都是一头雾水。这样的例子很多也很广泛，我们在医院听到的大多数就是这样的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