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朱部长指的大病是什么概念，住院花2236元又是什么概念呢？凡是有住过院的人都对住院期间的花钱如流水印象深刻。而且往往是任人宰割身不由己的味道，一般是第二天才知道昨天花了多少，花在那里了，是否值的就根本无从判断。以笔者行医十余年的经验，在一般医院，如果医生足够负责并且严格遵守医学的道德规范，2236元仅仅可以顺产一次，治好一般的肺炎，或者切掉发炎的阑尾。

    那么慢性肾炎、尿毒症、系统性红斑狼疮这样的慢性病呢？这种需要反复住院长期治疗的疾病和每年2236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治疗这样的疾病，没有稳定而强大的现金支援是无法想象的。比如尿毒症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每次320元，每周2-3次，一年需要33280-49920元。腹膜透析液每袋40元，每天3-4袋，每年需要43800-58400元。以此计算如果家里有一个自费的尿毒症患者，我国能有多少家庭负担得起呢？

    医疗产业化的作用和副作用都同样地引人注目。医疗产业化极大地刺激了医疗行业的发展，更准确的说法是畸形的发展。县级医院夹缝中生存举步维艰，省级大医院由于名气大病人多竟然出现了年收入超过10亿元的庞然大物，换算一下大约需要40万5千个农民住院才可以有这样的年收入。这样的算法当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是这个数字对于一个2000张床位的大医院来说还是令人大吃一惊。真不知道里面都住些什么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吃些什么药？

    不只是农民， 90年代以后，我国医药费在扣除了物价涨价因素后每年以14%的速度在上涨。而同期，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比1989年增加了5484元，增长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7.1%。医药费上涨的速度竟然是收入的两倍，怪不得老百姓反映看不起病了。

    看不起病当然可以依靠医疗保险，但是目前我国有近75%左右的人口没有任何保险形式来保障他们的基本健康，他们只有用全部自费来应付疾病的侵害，而他们有限的收入在日益昂贵的卫生服务面前望而怯步。所以，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方面，大多数的老百姓有病没钱而逡巡于医院的大门之外；另一方面，医院里一袭白衣的医生和构造奇特的仪器好象在做某种神奇的天文观测。

    现在的医疗情况符合“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健康权甚至生存权的获得完全取决于支付能力，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真实局面，简直岂有此理，竟然发生在我国医学重新和世界接轨20年后的今天。

    医药费上涨过快，公开的说法是“新药特药品种不断增加，临床新技术、新项目增多，高精尖、高科技医疗仪器设备在医院应用”，如此说法简直一派胡言（理由同上）。面对这样的形势，医生没有能力使病人增加收入，没有能力使药品降价，更没有能力使病人都享受医疗保险。医生所能做到的只是保持自己的良知，开出性价比良好的药，若如此，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