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果一个患者去看病，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医生首先想到就是保护自己，别出什么医疗事故，而不是如何看好病。

  从这个角度讲，许多药物，比如骁悉，爱若华，雷公藤多甙，正清风痛. 笔者一向把这些药比做“投机取巧”型的药，是因为它们打的旗号都是副作用小（姑且认为小吧），正作用，尤其是远期作用不明确。医生喜欢用这些药的根本出发点也正是副作用小，或者，起码患者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副作用。至于能不能治好病，倒是其次——如果吃了这些药，病没好，医生可以推脱是病本身难治。即使患者不满意效果，顶多换个医生看，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吃了激素环磷酰胺，病好没好先不说，脸胖脱发倒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谁看了谁别扭，吃力不讨好，傻子才做这样的事呢。

  但是，为什么教科书还推荐这样的“傻子”做法呢？西方国家有钱，人权看的比天还大，为什么就不怕这样的副作用，还在拼命的研究激素环磷酰胺治疗IgA肾病呢？

  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医学里一个最核心的概念——风险/收益比。没有风险只有收益的事情，除了把钱存在银行，这个世界恐怕还真没有第二件了。即使安全如银行者，如果物价上涨超过银行利息，把钱存在银行也是要赔本的。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存在风险/收益比的问题，包括医学。

  在我国，因为自费病人占大多数，笔者甚至提出了性价比的概念，就是风险/收益/价格之比值。

  教科书之所以推荐的激素环磷酰胺，是因为它们疗效可*，副作用可控制，价格便宜，所以，性价比非常高。而片面确定副作用小，不管收益，更不管价格的做法，就象把钱存在银行里，表面上看着安全了。可碰到类似于“通货膨胀”的慢性进展性的肾病，这样的方法其实是赔钱的买卖。

  比如湖北一个名叫“阳光”的IgA肾病患者，肾功能不全已经冒头，省里一个大医院开了一堆副作用不大正作用也不大，延缓肾衰的药，真正起作用的激素上了个半量，几次会诊不上细胞毒药物，如此“不作为”，摆明了是怕副作用大了惹火上自己的身。30岁的年轻人，就要稳吞吞地延缓肾衰的速度，笔者在一边看着干着急。

  或许有人会说，我如何如何吃了中药，或者肾炎康复片，或者黄葵胶囊，病就看好了，也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并不是患者喜欢这样讲，许多医生也有这样的看法。事实上，许多肾病就象感冒一样，具有自限性，比如98%的急性肾炎，23%的IgA肾病，20%的膜性肾病，20%的微小病变，而且，更多的肾病在感冒发烧后病情加重，过2-3周自己就恢复原状。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吃不吃药都是一样要好的。如果真是有些肾病，吃这些副作用不大的药治好了，那么这个比例是多高呢？肯定是个小概率的事情。如果老拿这样跌跤捡元宝的个案说事，并不是理性的思维方法——面对困难人群，我们不能把买彩票中奖当成脱贫致富的手段，面对肾病群体，这种碰运气的事情也不值得提倡。

  因为，不经历风雨，难得见彩虹，肾病也是一样的，它需要医患同心，一起承担风险，共同抗击疾病。而不是医生置身事外，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药，碰上好了，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碰上没好没坏的，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碰上变坏的，“是你的病重，不是我开的药搞坏的呀”一句话就可以轻松搞定。

  除了马兜铃酸那几种药外，确实没有什么中成药能搞坏肾脏。可为什么吃药没搞好呢？真是病搞不定了，还是没用上合理的办法呢？如果是后者的话，最后发生了肾衰，病人可就太亏了，这就是一种医学上的“不作为”。

  医学“不作为”和政府的“不作为”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有人要受害，但是很少有人告状。区别仅仅在于，患者看不出来医生的药是不是“不作为”，所以不会告上法庭；政府的“不作为”是受害人明明知道“不作为”也不敢告，仅此而已。

  现在，这种避重就轻的“不作为”风气已经深入骨髓。所以，笔者一直以为，叶先生是中国肾病医生的医德底线，就在于此。先生给人看病，没有虚的，更没有假的，招招都是教科书推荐的办法，象一个铁匠，“咣咣咣”地，一锤是一锤，实打实地治病救人。